（原标题：从“隔离”到“穿透”：家族信托的责任边界与风险重构）辉煌国际
在高净值人群加速布局财富传承的浪潮中，“家族信托”正成为资本架构中的关键词。无论是地产大佬、金融平台实控人，还是上市公司幕后掌舵者，越来越多的人将资产悄然注入信托结构，试图在风暴来临前筑起一道“隔离墙”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——当企业暴雷、股权冻结、刑责临身，家族信托究竟是合法的资产保护工具，还是规避债务与监管的“结构性挡箭牌”？
这一命题已引发司法与监管的高度警觉，也成为诸多重大案件中的攻防焦点。本文将从信托制度的法律原理出发，结合近年裁判规则的演进与典型实控人“操盘路径”，系统分析家族信托，能否成为逃避赔偿责任的工具？
一、法律盾牌or法律漏洞？
家族信托的双面性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》第2条、第15条、第16条的规定，信托一经依法设立，其信托财产即应与委托人、受托人及受益人的固有财产相互独立，不得作为其中任何一方固有债务的清偿财产。该规则旨在确立信托财产的“独立性”原则，构成信托制度区别于普通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基石。
在家族财富管理实践中，家族信托的典型结构通常包括以下要素：
·设立人/委托人：多为企业创始人或实控人；
·受托人：一般为信托公司，亦可能为由实控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内外特殊目的载体（SPV）；
·受益人：通常为设立人本人、其配偶、子女，或指定的家族成员；
·信托财产：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股权、不动产、股息或收益权、信托贷款权利，甚至控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；
·操作机制：在多数家族信托中，设立人虽已名义上转移资产，但往往仍保留对信托投资指令、收益分配、乃至信托终止或撤销的实质性控制权。
正因如此，尽管信托制度在形式上构建了资产独立性的法律框架，但在实践中，上述家族信托结构常被质疑为“形断实连”——即形式上设立了信托关系，实质上资产控制权、收益权乃至处分权仍集中于设立人本人之手。这种“结构化安排”若缺乏真实交付、独立管理与风险隔离机制，在司法实践中极易被认定为对债权人利益的规避，甚至构成虚假意思表示或恶意资产转移，从而被依法否定信托效力或纳入执行体系。
二、法院的"破甲三招"：
如何击穿问题信托？
司法实践中，法院并不当然承认家族信托具备“责任隔离”的法律效力。尤其在信托设立涉嫌规避债务、转移财产或存在虚假结构的情形下，法院通常会结合信托的设立动机、财产交付情况及控制权归属等因素，依法适用不同路径将其纳入强制执行体系。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法律路径：
1、信托无效：构成通谋虚假意思表示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146条、《信托法》第8条，若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存在通谋，意在虚构信托关系、规避债务或其他不法目的，且未实际交付信托财产或委托人仍实质控制信托事务，法院可认定该信托设立无效。司法实践中，下列情形常被视为无效信托的重要指征：
·委托人和受益人高度重合，信托实为自益安排；
·信托设立后，未完成财产的权属变更或实际控制转移；
·信托运营中，投资指令、收益分配、事务管理等均由委托人直接操控。
此类信托被认定为“外壳结构”，缺乏真实的信托法律关系辉煌国际，依法不享有债务隔离效力。
2、撤销权行使：构成恶意损害债权人利益
根据《民法典》第534条之规定，若债务人（如企业实控人）在面临重大债务危机、监管调查或诉讼风险临近之际设立信托，并通过该信托导致其财产价值减少或丧失偿债能力，债权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信托行为。特别是在以下情形下，法院更倾向于支持撤销请求：
·信托设立时间与债务风险发生时间高度接近；
·信托财产占比重大，设立后基本丧失清偿能力；
·信托设立无合理财务安排或经济目的，仅具有隔离效应。
此类“突击式信托”往往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有悖诚实信用原则，构成对债权人的利益侵害。
3、执行突破：实质控制视为财产可执行
即使信托形式有效，若法院认定设立人虽名义上已将财产转入信托，但仍通过控制受托人、主导投资决策或利益分配等方式，对信托财产保有实质性控制权，则可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（试行）》及《九民纪要》第42条精神，将该信托财产认定为设立人“可供执行的财产”，依法纳入执行范围。这一路径尤其适用于：
·设立人通过自设SPV或家族成员控制受托人；
·实控人仍决定信托收益使用方向或资产配置；
·信托财产实际仍服务于设立人本人利益。
在近年来重大执行案件中，“实质控制”已成为突破家族信托结构、实现债权保护的关键审查标准。
三、行业高危名单：
谁在滥用信托？
在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控人中，存在显著行业偏向性地使用家族信托进行“资产结构化安排”，试图在法律形式下实现债务隔离与风险转移。司法实践表明，以下几类行业尤为高频：
·房地产行业
该行业资产集中度高、流动性差、债务杠杆重，叠加近年来政策调控频繁，许多实控人倾向于将项目公司股权、不动产收益权、租金回款等资产转入信托，以求在债务风险暴露前完成财产“隔离”，避免个人资产受牵连。
·教育、消费科技等政策高敏感型行业
如K12培训、早教连锁、内容平台等领域，其商业模式易受监管政策冲击。部分创业者在政策收紧前后迅速设立家族信托，将资产名义上“转出”，但仍自行操控收益分配、业务决策，信托结构缺乏实质独立性，司法上极易被认定为“虚设信托”。
·金融平台型企业
包括P2P网贷、私募代投、资金拆借平台等在内的一类企业常通过设立境外家族信托（如开曼、英属维尔京群岛、塞舌尔等）转移募集资金、优先分红或项目控制权，借助离岸结构阻断追责路径。在相关刑事案件及附带民事索赔中，法院多将此类信托视为故意规避责任的工具，依法突破其形式屏障，纳入执行体系。
·上市公司实控人
面对内幕交易、财务造假、操纵市场等重大风险事件，部分实控人通过将控制权、高比例股份、未来收益权迅速转入“家族信托”，并通过自设SPV持有或操作，试图保留实际支配权同时隔离法律责任。然而在执行阶段，由于控制关系未被切割、信托安排缺乏独立性，最终多难逃司法“穿透”。
上述行业的共通问题在于：信托设立目的具有高度防御性，相关文件不透明，财产交付与控制权转移缺乏实质性切割。在这类“结构化安排”中，法院通常倾向于适用“实质审查”原则，突破形式信托外壳，将其作为实控人可供执行的财产处理，实现对债权人权益的有效保护。
四、监管趋势：
穿透与合规双重加压
在政策监管与司法实践的共同推动下，家族信托“不可执行”“责任隔离绝对有效”的神话正在被逐步打破。针对滥用信托结构转移财产、规避债务的现象，多个系统性监管与执行规则正形成合力，推动“信托穿透”成为常态化审查机制。
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明确要求执行机构对被执行人隐藏、转移财产的行为展开穿透式调查，重点识别利用信托安排、境外账户、关联交易等方式掩盖财产真实状况的情形。家族信托，尤其是由被执行人控制的信托结构，正成为重点排查对象。
金融监管系统亦同步跟进。银保监会、地方金融监管局对信托公司提出明确要求，强化家族信托设立背景、资金来源、资产合法性审查，并防范信托公司沦为协助债务人“资产隔离”的通道载体。同时，银行等托管机构也被纳入协查体系，以追踪信托资金流向。
信托行业监管规则日益趋严。在实务层面，多数信托公司在开展家族信托业务时，已要求委托人提交资产权属证明、债务状况说明、设立目的声明等尽职调查材料，并引入反规避条款、设立信息留痕与报告机制，以降低信托结构在司法中被否认效力的风险。
总体来看，“信托穿透”已从个案探索转向制度共识。家族信托若不能实现真正的资产独立与控制权切割，其在法律上的“责任隔离”功能将不再具备天然正当性。
家族信托本是服务于财富安全、家族治理与代际传承的重要工具，但当其被用于转移资产、规避责任，尤其在信托设立与控制权安排明显背离“独立性”本质时，其法律效力将难以获得司法支持。无论是从制度演进、司法裁判，还是监管实务来看，信托的“形式外壳”已不再构成责任豁免的天然屏障。对于企业实控人而言，信托安排不能建立在掩盖债务风险的动机之上；对于债权人及维权投资者而言，打破“信托不可执行”的迷思，正当其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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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| 夏叶璐
编辑 | 麻艺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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